担当一份痛苦；但是，赵桂芝再三叮嘱张英和金国泰，不允许把她生病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不能因为我住进医院里，其他人就跟着担心受怕，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生病，其他人就跟着感冒，我的病我做主，莫要惊扰其他人。”

可是，赵桂芝这次得的病很严重，不但不能捂，还不能拖，必须趁早告诉外面的孩子们，他们在外见多识广，或许还有办法医治，早治早好，少受一点痛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就------。

过去，赵桂芝的话孩子们一向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这一次，情况特殊，病情危急，她的孩子们不能再听她的话了，得让她听孩子们一次了，要不然，她的命就没有了，孩子们就永远听不见她的声音，见不到她的笑容了，从此阴阳两个世界。

金国泰拿起电话的手抖得厉害，他把母亲的病情首先告诉了大哥，然后再一个一个打给其他弟妹。在电话那一端，所有人变得哽咽，沉默，抽泣，语无伦次。他们意识到母亲给他们的时间少之又少了，他们还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母亲也不例外；但是，一个受尽人间折磨，劳苦一生的母亲在儿女们长大成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突然要离去，现实必须得接受，但孩子们内心深处那份情感一定不会答应，更不能默认，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母亲医治病痛。

赵桂芝在医院里，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有儿子的，有女儿的，有儿媳的，有女婿的，有孙子的，有亲朋好友的，宽慰祈福，问长问短络绎不绝。赵桂芝像一个接报员，病房像一个发报站，她坐在床头上和孩子们慢慢说道，反应敏捷，声音清晰，语调顺畅，问答自如，比不在医院的老太婆说话还清楚利索，生怕自己一个不慎的喘息，生怕不经意一声抱怨，让孩子们愧疚和着急上火，她说她不想让孩子们为她担惊受怕，她一生最骄傲的事就是有了这一大屋娃娃，就是这堆娃娃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管曾经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吞下多少委屈，她都不在孩子们面前叫苦叹气。孩子们健康成长就是她的幸福，这次住进医院，她还强打起精神，装得跟健康人一样，津津有味的和孩子们通话：“我给你们说，一个要死不活的老太婆没有北上广的房子值钱，你们谁也不能因为我放下手里的工作，我的骄傲就是你们的勤劳，你们要是因为我回来看我，我没法原谅自己。”

这就是赤北空山，这就是赵桂芝，这就是抗日战士的家属，她在孩子们面前不叫一声苦，直至闭上眼睛。

在医院里，一个生病的老太婆一天说到晚，滔滔不绝，十分健谈，她的一举一动引起医生和病友们的注意。有喊她娘的，有叫她奶奶的，有叫她外婆的，每天电话不断，晚上更多，老人满脸的笑容和柔和的语句，那是寂寞病房里的一首音乐，那是病痛的良药，那是医生与病人，健康与幸福在交谈：“能医治我们就医治，不能医治我们就莫要勉强。”

说实话，孩子们的电话比医橱里的药好使，他们的电话让老人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亲朋好友的问候比医生针筒里的麻醉剂管用，让赵桂芝忘记了病痛的折磨，孙儿孙女那些电话，就像婴儿的嘴在老人的伤口处轻轻地吹气，使她暖暖的幸福，就连那苍白孤单的墙壁，因为有赵桂芝的笑容，从点到线，从面到整体，仿佛有了绚丽夺目的色彩。赵桂芝用一生的劳苦换来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在她病痛的长河里有人陪她说话，有人帮她赶走那可怕的阴影，一天就像在一小时里度过，一年就像一个月，陪伴就是忘记，陪伴就是最好的良药。在电话里，赵桂芝总是这样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病，不来医院不来医院，金国泰和张英硬把我弄进医院，住在医院里**啥子嘛？又莫得病，烦人！明天我要回去。一个莫得病的人住进医院里非要被那些冰冷的针筒和纸白的衣服吓出病不可。一天到晚不是验血就是拍片，把我折腾得骨头都散了架。我的病还没来得及治，金国泰不是排队挂号，就是排队买药，把腿都站肿了，排起长长的队伍**啥子？宛如出征的队伍。我心痛我的张英，她一会儿去拿这个化验单，一会儿去拿那个报告，双腿都跑折了。这看个医生，半夜三更就要排队，比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痛苦，他们夫妻二人为了一个所谓的病人，忙得嘴里都冒白泡泡了，我还有心思治病吗？

我心痛他们啊！

你们要知道：金国泰和张英用钱和辛苦换回来的不是健康，而是单单票票，那些单单票票可以把两极连起来跑火车都没有问题，白衣大褂们那神神秘秘的眼神，仿佛火车头上的探照灯照在他们的身上怪吓人：一身耕田喂猪的衣服里掏得出药钱吗？

有我也掏不出来。明天我无能如何要离开这烧人钱财恐吓人性命的文明单位。”

老人说话的声音清晰明亮，像在给孩子们敲警钟，又像在给他们吃定心丸，滔滔不绝的说：“谁也不许回来看我，这么远的路，来回劳苦受累还折腾钱，一个老太婆没有那么金贵。谁要是回来，我就没好话给他。这人老了，又吃五谷杂粮，咋就不生个病痛呢？头痛脑热很正常嘛，一点点伤风感冒不是打针就是拍片，还要吊盐水，何必大惊小怪呢？把那些白衣小姑娘忙得头晕目眩，手脚都不听使唤，我看着心痛啊。

我记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