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编检厅。

谢迁在三位史官修撰朱希周、王瓒和沈溪的陪同下坐了下来，又叫来已经入职翰林院的本届殿试榜眼伦文叙和探花丰熙，先热心地询问了沈溪三人是否适应翰林院工作，随后又问了关于《大明会典》的修撰情况，

东阁大学士亲自关怀，对三位新晋翰林来说是莫大荣幸，可沈溪却听出谢迁话里有话。

“陛下昨日问左右太祖之事，言，太祖驱胡虏，安邦定国，此为国之正统，却不知缘何太祖三十一年而崩，何以太宗三十五年继位，仍以洪武为号？”谢迁很平淡地把一个明朝历史上“说不得”的问题给提了出来。

准确来说，谢迁不过是引用了弘治皇帝朱祐樘的话。

在明朝，有两个说不得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是建文帝，一个是景泰帝，就连史官也不能随便发表评论，更别说是文官武将又或者是市井百姓。

不过景泰帝的庙号，在成化一朝给恢复了，也算是成化帝对父亲的一次拨乱反正，可建文帝到如今都是朝廷上下的禁忌，没人敢提，甚至明朝记录的史籍中，都未曾对“建文”有过任何提及。

建文四年靖难结束，永乐年间朝廷将所有与“建文”相关之典籍焚毁，严令市井间不得再提及建文旧事，洪武三十一年到洪武三十五年之间的这段历史，近乎要消弭于明朝史籍之中。

如今弘治皇帝突然提及，意义可不一般。

朱希周总算在翰林院里待了三年，遇到天子问左右之事，翰林院中人是有义务来回答的，这也是翰林院存在的意义。但这问题实在太过敏感，朱希周略带不解道：“阁老之话。我等不是很明白。”

谢迁笑着摆摆手：“不用太明白，每人写张条子，进呈给陛下看看就是。陛下心头有惑。我等要为陛下分忧……”

谢迁非常聪明，既然弘治皇帝问了一个不能说及的问题。那就让翰林用笔来解答。这就如同殿试上的策问题一样，为什么高祖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年号却用了三十五年？要求用最能符合帝王心意的答案，解除皇帝心头的疑惑。

各人都找了个靠着书桌的座位坐下，这次策问有些特殊，翰林院从史官修撰往下，凡当班之人必须到编检厅来写条子回答弘治皇帝的问题。

谢迁有言在先，只是写个条子。不用署名，只要回答得宜便可，至于弘治皇帝是否会亲自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既然皇帝已经发问了，能不看吗？最多是不知道谁写的而已。可若皇帝实在觉得谁写的不合心意，要降罪，发回来问是谁写的，你敢不承认？就算嘴硬，最后对号入座也能把人给揪出来。

沈溪最讨厌这种不记名投票，因为不记名代表的是以为不用对文字负责任，但其实不记名比记名更让人无从下笔。

沈溪研好磨。拿起毛笔来，却迟迟没法落笔。

靖难之役的过程，对他而言那是再熟悉不过。从事情发生的起因，到中间的战况反复，再到结果，都不过是历史上一段普通的记录而已，但这段记录，在明朝却是史官之大忌。就好像每朝每代都有一段隐晦的史料，就算记录了那也是秽史，只有等朝代更迭之后才会提及

命运当铺。尤其是这种迎新的接风宴，沈溪不得不喝上两杯。

等沈溪喝完酒走出酒肆，被风一吹。脑袋晕乎乎的，眼前都快模糊了。

“没学会当官，倒先学会喝酒了。”沈溪轻轻叹了口气。

翰林们陆续从酒肆出来，各自回家，条件好的或者有家仆过来迎接，其他人只能独自回府。

有的人好像等这么场宴席很久了，花了钱就要吃个够本，一顿饭下来酒饱饭足，不过人出来连路都走不稳。需要别人搀扶，我送谁。谁送我的嘱咐之言不知不觉多了起来。

沈溪刚要走，朱希周走过来塞给沈溪一个红封。里面鼓鼓囊囊的挺沉，一看就知道里面是银子：“拿着，这是同僚们的一番心意。”

又是潜规则。

新官上任，不但要宴请一下，还要表示表示，但送礼之事总不能太过张扬，那些人就找了朱希周来送。

沈溪稍微掂量一下，里面银子不多，应该有个七八两的样子，以今天请客人数来算，那今天这些下属，连同宴请加上送礼，每人最少也要出个六七钱银子，虽然不太多，但也不算少了。

在京城这种地方，生活压力大，光靠朝廷俸禄，这些翰林未必能养家糊口，要是再加上这等人情往来，手头拮据难免。

沈溪心想，难怪翰林院这些个同僚一个比一个瘦，这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啊。

朱希周没给沈溪回绝的机会，把红封递上来就走了，倒是旁边的“小老头”王瓒走过来道：“沈修撰，可要我送你回去？”

沈溪笑着回绝了，虽说他住的是小门小院，可在众翰林当中已算相当可以了，谁叫他背后有汀州商会的巨大财力支持呢？

一般的翰林，能在城郊租个地方安顿家人已属不易，更有甚者甚至一家几口都挤在翰林院分配的宿舍单间内。

要当翰林，就要有先苦后甜的思想准备，能进翰林院已足够让天下读书人眼热，至于在里面过点儿苦日子，那也是为未来飞黄腾达磨砺心志。

翰林日子虽然艰苦了些，但饿不死人，不用做体力活就有俸禄养家，对这样一个寻常百姓只求吃饱穿暖活着的年代，已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