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经筵在紫禁城东南角的文华殿举行，虽然文华殿在规模上不及奉天殿、华盖殿这些位于皇宫中轴线上的主殿，但却是弘治皇帝最常光顾的便殿，这里距离内阁大堂最近，随时可以召唤大学士咨询政务，平日里弘治皇帝批阅奏本几乎都在文华殿内。

沈溪随众翰林院、詹事府同僚来到文华殿前。

从外表看，文华殿在宫里算不得显眼，但颇为精巧雅致，在诸多大红宫殿中独树一帜。

在沈溪等人抵达前，司礼监太监已经陈设四书经史各一册于金銮宝座前的御案上，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若有什么疑问，便可自行查阅。

与此同时，堂下左右两张讲案上，各列一册供经筵讲官比对……当然，日讲官需要自己撰写讲义，务求做到生动，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内的听众的注意力。

经筵上，有专门负责讲的，自然也会有听众。

平日经筵听众除了皇帝和出阁的太子之外，王公贵胄和七卿也会出席，同时六部和各寺司也会有官员受到邀请，同时有专人在旁记录和学习……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员。

这次经筵因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场经筵，还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场，所以受邀前来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员非常多，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压压一片。

经筵讲官分为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一般由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来充任，除此之外还有日讲官、展书官、侍官人员各不定，分为东西两班，人数多寡全看经筵的规模和事前的安排。

沈溪就算身为从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却没资格充任经筵官。最多是个陪坐末席，拿着笔记录，用心学习揣摩的翰林小官。但从规矩上来说。未来的经筵官必然会出自今日旁听的一众翰林之中，所以沈溪权当是为未来给皇帝讲经做功课。

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銮驾抵达时。沈溪已经等了约莫半个时辰，随着弘治皇帝到来，先是升座仪式，沈溪和其他参加经筵的文武大臣、讲官、旁听等一起，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回到座位，经筵终于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经筵的总讲官正是谢迁。司仪则由鸿胪寺卿主持。

仪式开始，鸿胪寺卿宣布“进讲”，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而出，到了讲案前北向而立，先行师礼鞠躬，再行叩拜天子之礼叩头。随后，展书官上前把经史、讲官讲义展开，经筵便正式开始。

讲官讲经筵的顺序，是先四书后经史。四书讲官在东，经史讲官在西，连同经筵官分为东西两班列在一边。等待前一人讲解结束，后续跟上作讲。

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一次上去两个，等二人相继讲完，然后再换下两人

肥你莫属（娱乐圈）。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