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蒋介石约汪精卫共进晚餐。

蒋介石一身戎装，汪精卫却是身着黑色的中山装，看上去保养得很好的，不负他美男子的称号。

两个人吃的是西餐。

雪白的桌布、餐巾，衬得高脚杯里的白开水务必的晶莹剔透。

蒋介石态度很好，询问各机关撤退到重庆后的工作情况。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于了解日本政府的底线。1937年的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轻的对日谈判高手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

对狂妄、幼稚的有点可爱的高宗武提出的请求，蒋介石并未表达明确意见。但是，下午的时候，刚从外地回到南京的汪精卫也紧急召见了高宗武，对高宗武的想法流露出了几许赞许。

高宗武觉得自己施展身手的机会到了，想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退兵，实现和平。

当晚，迫不及待的高宗武就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淞沪会战时，高宗武和一帮悲观政客、文人为了躲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躲到了周佛海家的地下室。这下好了，高宗武是有名的日本通，成了这帮人的座上宾，每天穷聊神侃，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应当在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这个想法与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不经意间，汪精卫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后来，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私自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结果可想而知，兵锋正盛的日军一心灭亡中国，哪里会真正和谈？

直到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关闭和谈大门，中日两国互相召回大使，高宗武还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

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与高宗武心意相通，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从此，高宗武在香港干起了为中日和平谈判穿针引线的活儿，并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接上了头。蒋介石也曾经接见过他，做过指示。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后，蒋介石曾经命令张群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给宇垣一成发过贺电，并令高宗武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日军即使攻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本意是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有利态势。不料，胆大妄为的高宗武，远远的超出了蒋介石的底线，竟然告诉日本人汉口有个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竟然与日本人相约共同开展和平运动。到最后，高宗武竟然跑到日本去，与小鬼子坐而论道，畅谈和平，搞出了一个让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荒唐方案。日本陆相甚至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声明，来配合高宗武的活动。

这下，把蒋介石彻底惹恼了，下令断绝和高宗武的关系，停发活动经费。但是，这也让汪精卫知道了日本人有意让他出马的消息，开始指示高宗武、梅思平为他的全权代表与日军谈判了。

就在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高崇武和梅思平与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在上海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重光堂”的房子中举行预备会议,接下来又进行了长达八天的会谈，达成了秘密协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重光堂密约”。其要点就是**与投降四字。

这个时候，梅思平已经返回重庆，将密约交给汪精卫过目，并初步商定就在后天，也就是12月8日逃离重庆。现在就等蒋介石离开重庆了。

高宗武与日本接触的事情是高度机密，外人是不知道的。但蒋介石从头到尾都知道的很清楚，只不过他不知道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梅思平和日军谈判、签订《重光堂密约》的事情。因此，当**方面通报审讯谷寿夫有关情况和最高法院报告审讯尾高龟藏的情况后，蒋介石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主要是谷寿夫等人对这些情况了解的很少，只是交待日本政府有诱降中国第一流人物的计划，其它的诸如主要联系人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样的情报，蒋介石早就从高宗武那里得到了报告，比谷寿夫他们清楚的多了。

在蒋介石想来，日军诱降国民政府头面人物这种企图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