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军事顾问。另一条就是日本把在驻军分为防共驻军和治安驻军两大类，防共驻军驻扎正太路以北地区和胶济路沿线。治安驻军另行协定。其它地区驻军在恢复和平两年后撤走。

什么时间算是恢复和平？汪精卫没提、日本人没说。

汪精卫就是以这样的条件、打着**救国的名义把中国给卖了。不过，汪精卫自己也说了，中国不是他能够卖得了的，他所能出卖的就是他自己。

梅思平闹的臭名远扬，日、汪秘密协定刚刚签订，身为汪精卫对日谈判的委员高宗武、陶希圣又演绎出了“高陶事件”。

高宗武这人啊，自负聪明，一心要施展外交才华创造奇迹，想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日本人停止侵华战争。他也不想想，那能行么？因此，当蒋介石看透日本人意图命令他停止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他转而投向了汪精卫，背着蒋介石和日本人谈判。最后干脆跟着汪精卫跑了。

陶希圣严格意义上讲是个教书先生，由于和汪精卫相交日久，成了莫逆，也被世人视为汪派文人。后来就跟着汪精卫逃离重庆，成了汪精卫的骨干。

这两个人天性未泯。

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前往日本谈判时遇到了避居长崎的民国名人黄溯初，黄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视高宗武如子侄，高宗武对他非常敬重。结果，黄溯初正色警告高宗武“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

现在，谈判来谈判去，最后竟然谈出了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高宗武总算是明白自己干了件多麽愚蠢的事情。可惜，无论他怎么劝汪精卫不要在协定上签字，汪精卫都置之不理。于是，高宗武决心回头是岸了。用高宗武的话说，就是比如饮酒，发现是毒酒，他喝了一半不喝了，而汪精卫非要把整满杯毒酒喝完不可。

高宗武决心反正，黄溯初也随后赶到上海救他。考虑到高宗武想离开上海的困难很大，黄溯初找到中央银行常务理事、青帮大亨杜月笙和浙江财阀在上海的高级代表徐寄庼，请求帮助。

徐寄庼是金融界的传奇人士，脑袋灵光，一听就知道这事必须得请杜月笙帮忙。于是，徐寄庼写了个“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的字条，找到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徐采丞，要他立即转达远在香港的杜老板。

杜月笙接到字条马上就飞往桂林，面见正在桂林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大喜，只是杜月笙秘密营救高宗武。

杜月笙返回香港后，黄溯初赶往香港去见他，把日汪密约要点说了个一清二楚。杜月笙又带着黄溯初乘飞机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详细报告。蒋介石对黄溯初慰勉有加。

这下，高宗武得到了军统驻上海人员和杜月笙在上海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帮助。

陶希圣情况和高宗武不同，他的夫人万冰如是个识事明理的女人，如何能愿意丈夫当汉奸？天天以泪洗面，逼陶希圣回头。其实，陶希圣此时肠子都悔青了，他是大文人，透过纸面就知道日本人要的是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的领土，以及地上地下的物产，知道签这样的协定就是标标准准的投降和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孤僻的和平运动。可惜，任凭他怎么劝说，汪精卫铁了心要当汉奸。

结果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1939年12月30日日汪签订密约的时候，提前已经将密约全部内容秘密拍照的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故没有参加。

1940年元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军统和万墨林的掩护下，分头化装躲过七十六号特务的监视，登上美国游轮“胡佛总统号”，扬长而去。

高、陶二人的突然失踪，让汪精卫大惊失色，但是，陶希圣是孤身一人走的，妻子和儿女都还在上海，汪精卫不怕，决定静观其变，仍然按照他费墨登场的时间表往下走。

这个时候，这群狗汉奸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历史耻辱柱了，反而象群狗抢骨头一样，开始争权夺利，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这中间最精彩的丑剧是“七十六号”两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的争斗。

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支持下建立七十六号的时候，想利用丁默邨在中统的声望，便于他快速发展特务队伍。结果，丁默邨搭上了周佛海，把能捞钱的、能当大官的活儿全揽到了自己身上，没有李士群什么事了。而且，丁默邨把一批中统特务引进了七十六号，这帮人根本不买李士群的帐。现在，又面临着谁当伪警政部长的问题，丁默邨和李士群矛盾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两只恶狗争来争去，最后李士群将丁默邨一脚踢出了“七十六号”，自居特工总部主任。但警政部长一席，却变成了“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由周佛海以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兼任，李士群任政务次长。丁默邨只捞到了一个伪中央社会部部长，到处发泄不满情绪。

争抢一番后，汪伪中央人事安排总算尘埃落定。

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国民党的十名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五名，他们是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五名，他们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