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领事馆一行，代表团中的一个人貌似想说些什么，嘴巴开合几次，却没吐出一个字。展长青看着他，突然笑了，“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是一句提醒，庆德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与其担心这些，不如想想明天和德国人谈判的事。”

那人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笑了。

一月二十九日，华夏代表团与德国政府终于达成了一致，与国内电报确认之后，展长青代表华夏联合政府与德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两国经贸协定。

这份协定，论影响力和覆盖范围都比不上后来的道威斯计划，但在德国人看来，华夏却是第一个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在困难中帮了他们的国家。

就算李三少用黑面包抵偿八千万德国马克的借款，也不影响小胡子元首对华夏的观感。何况，在借款合同到期时，德国正因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区经济濒临崩溃，威廉库诺政府只能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占领区的厂矿全部停工，不再纳税，工人全部撤离。

可怕的通货膨胀快要将德国逼入绝境，一条面包的价格可能是几百万马克，最离谱时竟达到了上亿。买土豆必须用箱子和麻袋装钱，就算是这样，更多的时候，有钱也未必能买到食物。

李三少很“厚道”，他是按照1921年的物价换算面包和马克的比例，如果按照1922年或是23年，基本上还都不用还了。

后世对《民四借款合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对用马克还款这一条，德国人认为华夏人相当狡诈，华夏人却始终坚持，合同签订在1912年，除非是提前预知到欧洲会发生大战，德国会战败，继而发生可怕的通货膨胀。否则德国人的所有指责都毫无根据，根本站不住脚，简直是在胡搅蛮缠！

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李谨言用面包还款的举动是对德国人的帮助！八千万马克和一车面包，当时的德国人会选择哪个显而易见。

为李谨言做传记的人曾这样写道：“清行先生做事，偶尔会十分执拗，就如《民四借款》一事，可见一斑。”

如果李谨言知道后世人怎么看他，估计会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同德国借款这件事上，他的确是开了外挂，可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威廉二世是第一个提出“黄祸论”的欧洲君主，当初八国联军的头头也是德国人。

哪怕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友好”了，国与国之间也不会存在永恒不变的友谊。

最明显的例子摆在面前，英国和法国的结盟，两次世界大战都绑在一起的国家，不也时常会在背后踹对方一脚？英法不算，意大利同样可以现身说法，凡是结盟的国家，基本是逮着谁坑谁，绝对是面条军不息，坑盟友不止。

李谨言所做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无可指摘。尤其是在有苏俄的对比下，李三少的形象愈发的“光辉高大”。

至少他还愿意还面包，苏俄可是一个子都没还，而且后者欠债的数目也不是区区八千万马克能比得上的。

法国被苏俄坑惨了，却也没地说理去。只能支持白军，甭管高尔察克会不会还钱，总之，能把不还钱的揍一顿，自己也能爽一把。

二月初，乌克兰和波兰秘密集结军队，意图不明。

彼时，苏俄和白军正掐得火热，喀山暂时脱险，基洛夫在军中和民间的声望水涨船高，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要向后靠。病重的弗拉基米尔特地派人来请基洛夫去见一面，隔日，报纸上就登出了两人坐在一起亲切谈话的照片。

“万岁，弗拉基米尔！万岁，基洛夫！”

这样的口号开始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出现，在苏俄领导层中，倾向于基洛夫的人也越来越多。由基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组成的铁三角，此时却有了松动的迹象，几次有人撞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一起“亲密”的谈话。布哈林却坚定的站在基洛夫一边，他很清楚，没有军队的支持，只凭借政治影响力和契卡，是无法撼动基洛夫的。何况，遭受过之前的冲击，契卡也必须夹起尾巴，否则，愤怒的民众和军人绝不会让他们好过。

对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走到一起，基洛夫选择冷眼旁观，在西伯利亚时，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痕，如今，他能够信任的就只有包括喀山在内的少数几人，还要加上那名一直和喀山并肩战斗的上尉。

“军队，只要军队站在咱们这一边，哪怕其余的中央委员全部站在他们一边，我们依旧会赢。”

基洛夫接受了这个建议，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当他亲自登上装甲车，开赴前线同白军作战的消息见报之后，莫斯科的民众举起他和弗拉基米尔的巨幅照片，在莫斯科街头举行庆祝活动，大声欢呼。托洛茨基、斯大林，勃诺夫、乌里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这些人，全部被他抛在了身后。

在万岁的欢呼声中，基洛夫站在装甲车上挥手，这一刻，他距离苏俄最高的权力阶梯只差最后一步。

只要迈出那一步，他就能得到“一切”。

与此同时，李谨言制定的黑帮计划，通过楼少帅交到了楼大总统的手中。

看过这份计划，楼大总统表情有些僵，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表情，惊讶？还是诧异？

总之，这是个异想天开，却又会让人拍案的“天才”想法。

“这还真是，亏得是楼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