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来先进屋！”莫里代伊让孩子们进了自己的屋，随后让随从找出孩子们爱吃的零食来招待这些通风报信的孩子们。见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坐在了地毯上吃起了零食，自己就悄悄的带领着随从们径直走向了镇口。

莫里代伊真的是一名非常细心的老者，他招待孩子们吃零食，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轻易的走出家门。在战争年代，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通常是凶多吉少。少让孩子接触到恐惧，这是这位“先知”唯一能做的事情。

当莫里代伊带着镇里的年轻小伙们来到了镇口，碰到了孩子口中所说的“不明身份”之人，大家都傻了，有激动的哭了，更有甚者，都已经跑向了那群不明身份的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场面发生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回来了。

这事情要慢慢说起，先来说一下那个年代的黎巴嫩：1975年4月15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之间的战斗在黎巴嫩爆发，这一天死亡总人数接近100人。右翼基督教长枪党在这个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各占一半的国家有着牢固基础。黎巴嫩人民在这一冲突中同样分为两派，长枪党反对巴勒斯坦从黎巴嫩领土进攻以色列。这次战斗主要涉及在1970-1971年被侯赛因国王从约旦驱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将来的家园问题。这场内战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之久。这在世界史中称之为“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整个国民就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黎巴嫩是一个多教派国家，约130万的人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为6∶5，因为宗教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黎巴嫩这个国度里是屡见不鲜的。当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一旦有一帮派占优势后，那就会出现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黎巴嫩贝鲁特大屠杀就是诸多屠杀中，最为“臭名远扬”的一次反人类行为。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re），是一场发生于1982年9月15日至9月18日的一场大屠杀，发生地点是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遇难人数大约在762人至3500人之间，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了？德利穆塞镇是一个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信徒组成的小村庄。（编者按：千万不要以为国外的镇跟中国的镇是“同级别”的。别的不说，中国有多大？黎巴嫩才多大？黎巴嫩的镇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一个村。）人口约有四百多人，因为黎巴嫩内战的问题，这个镇的很多镇民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两个选择：一，跑往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二，往首都贝鲁特跑，相对而言，首都是全国最为安全的一个地方。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1982年9月，德利穆塞镇的镇民有31人选择前往贝鲁特，还有8人选择逃亡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剩下的民众则在莫里代伊的带领下，祈祷着真主的庇佑。

在战争年代，能够选择逃亡的，通常都是有点本事的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观点？笔者觉得有必要就逃难的事宜向处在和平年代的读者们做一个普及。

逃难，常规意义上来讲，就是去往所谓的安全目的地，怎么去？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中国人都有一种“家”的情怀，所以一旦逃难，必定是举步维艰，中国人把最大的财富都融入在一张房产证上了，说白了，逃难再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只是“背井离乡”而已，换而言之，逃难是暂时的，我还是要融会鼓励的。综上所述，逃难更多的是“随波逐流”，只是一种暂时的避难行为，是一种逼不得已的行为，目的地没有明确的定向，大家说哪里安全，我就跟着大部队走呗，逃到哪里我无所谓，反正我还是要回家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逃难的“门槛”非常高，我们看过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城市都沦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逃跑，等在那边，宁可与“家”共存亡。我去往哪个城市，我发展的再成功，都是有异乡人的符号，只有回到自个儿的家，上了自家的坑儿，那才叫真正的回家。中国那么大呢，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可要让你产生有家的感觉，那是千难万难，所以国人一般没有“逃亡”的概念，实在万不得已了，真正的战争祸害已经危及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了，那才有逃难的想法。所以在国人的概念中，你要真心逃难，门槛其实并不高，关键的是在于你迈不过心中那“家”的门槛。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但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的逃难其门槛就相对较高。逃难就等同于搬家，他们没有“户籍”这个概念，就今天我可以是北京人，明天我不高兴了，来个南迁，就能成为上海人、广州人。这一来，逃难就有了门槛。总想去往最好的地方，反正搬一次家嘛，总希望一步到位。于是一到逃难时刻，几个特定的“优良”城市就成为了人们的首选，前往目的地，无非就是公共交通，那可真所谓是一票难求。就拿贝鲁特来说吧，它是首都，是人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贝鲁特视为逃难的首选之地，那自然而然的，前往贝鲁特的交通就一票难求了。

可以这么说：当时能从德利穆塞逃难至贝鲁特的，那就是有点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车票的。这逃难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许你拖家带口的，相当于我跑出去了，却把亲